看不见的教育,看得见的焦虑

自进入教育领域以来,我体验最深的就是中国家长的焦虑。经常想,为什么中国家长这么焦虑?欧美学生的家长难道就不焦虑吗?

后来我发现,焦虑是一件很普遍、很正常的事情,可以说,有标准化考试的地方,就有焦虑。

比如被称为美国高考的SAT考试,如果你希望申请美国排名前一百的学校,SAT分数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录取标准。

而这也正是我们的应试技巧大展拳脚的领域, 所以近年来中国学生SAT考试成绩不断飙升,以至于美国的大学必须不断调整亚裔学生和非亚裔学生的录取分数线。

比如2018年斯坦福大学,录取亚裔学生的SAT分数比非亚裔学生高出94分,康奈尔大学高出90分,哥伦比亚大学高出78分,几乎所有我们耳熟能详的大学,对亚裔学生的SAT分数要求都要比非亚裔学生高出很多。

但这依然阻止不了我们中国学生在SAT上越来越强的竞争力。那么,美国学生和家长焦不焦虑?

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美国家长也焦虑。

证据就是,近年来在美国,有一种特殊的教育形态异军突起,这个东西的名字叫—— 补习班

给大家看一组数据:

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2017年的统计数据显示,课后补习班在美国遍地开花,以纽约为例,纽约目前有411家补习班,而且超过1/4都是过去四年间冒出来的,几乎都位于皇后区和布鲁克林区,为什么在这两个区?因为这里是: 亚裔聚居地

这些补习班,开办者几乎都是中国人。 原先还只是亚裔学生参加,现在已经开始有美国学生了。

我有一个朋友,生活在东北,他是那座城市里价格最高的英语老师,最擅长的就是SAT培训。每年他最忙的时候,就是寒暑假,几乎每天都要工作十二个小时。有一次我问他,为什么中国学生寒暑假都扎推来学SAT呢?

他跟我说,寒暑假的学生其实大半都是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趁着寒暑假回中国来补习美国高考, 而且, 已经出现了美国学生跟着中国留学生一起来中国,参加补习的现象。

一个美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补习美国高中考试,这是什么精神,也算国际主义精神了吧。

我们一直在强调输出软实力, 其实我们的应试技巧,已经变成了我们最强大的软实力了。

我们的家长和孩子

正在被畸形的焦虑包围

根据中国教育学会发布的《中国辅导教育行业及辅导机构教师现状调查报告》显示,课外辅导班市场规模超过8000亿元。这个数字,几乎是每2个月,京东就搞一次双11。

我国中小学阶段在校生总数稳定在1.8亿左右,2016年中国参加课外补习班的中小学生人数为1.38亿, 也就是说,超过七成的中小学生,都参加了课外辅导,而且,这还只是一个平均值。 实际上,以北京上海为代表的一线城市,参加辅导班的学生比例更是超过了80%。其中参加了两个以上辅导班的孩子,占了48.8%。

并且, “00后”上课外辅导班的总时间,是“90后”的3倍。

如果简单算,这1.38亿中小学生背后,至少站着2.7亿的爹妈。这还不算爷爷奶奶、姥姥姥爷。

制造标准

把身在其中的人变成残次品

我曾经和很多家长交流过,他们来自于不同的地区不同的阶层,家长焦虑的,无外乎是心里有一把用考试成绩衡量的尺子。

这经常会让我想起 鲍德里亚的“拟像理论” :标准化考试通过一整套严密的体系,向我们传播关于学霸、聪明和成功的定义和标准,而这无疑是一种压迫, 因为这种标准的不断强化,实际上是在宣布每一个受众在某种向度上是残次品。 所有人,在与这个强势标准的对比中,产生惶恐和焦虑。

于是,人们以在行为举止和选择方式上的趋同为手段,向“标准化考试”这一强势文化表达臣服。

当然,在美国,除了SAT还有别的选择。但在我们这里,标准化考试的选择也是唯一的。

我们臣服于这种标准,认同自己的不完美,同时,在与其他残次品的对比中,不断锚定自己的存在。 就这样,我们的“主体性”转化为“主体间性”,就好比“价值”这一属性仅存在于交易过程中一样, 我们的自我,仅仅存在于我们与他人的比对过程中。

你家孩子上奥数了,我家孩子也得上,你家孩子学钢琴了,我家也得学。 甚至我们只要发现自己的处境和行为与别人一致,就能得到安全感。

这让我想起一个段子,说有四位老太在打麻将的时候突然地震了,其中一位老太说:楼怎么在晃啊,我们别打了,快跑吧。另一位跑到窗口看了一眼,回来说:没事没事,继续出牌——别的楼也晃。

学校变成竞技场

教育变成考试的工具

这种对比,必然会异化教育本身。 教育,从让孩子获得健全的人格,变成了一场同类之间的竞技性运动。考试原本是教育的工具,现在,教育变成了考试的工具。

每一个孩子的个体差异、以及那些有助于孩子获得健全人格的多样性兴趣爱好,因为不处于考试制度评价的范围内,就被系统性地边缘化了。 学习的目的指向明确而又纯粹——上学就是为了在规定的范围内不断击败其他人,慢慢完成社会的分层。 几十年的学习在名校毕业的瞬间完成它的价值和意义,学到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证明自己有能力击败其他人。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考试已经从单纯的考试变成了一项专业的技巧训练,并且日益精密。 一个孩子已经很难凭借个人的努力和才华,在这种残酷的竞争中崭露头角,他们对有组织化的训练越来越依赖。

举个例子,我曾经旁观过辽宁省某重点中学的一堂英文课,老师的在讲台上说:alike这个词,在我们过去的考试中,一共出现了六次,每次都选它,所以同学们记住,只要看到这个词,什么都不用想,直接选它,肯定没错!

还有各种应试的口诀:三长一短选一短,三短一长选一长,四个一样就选C…

这样的教育方式、这样的老师,是深受学生和家长爱戴的,因为他把考试专业化做到了极致。 可以说,我们整个K12教育,都是一场考试的热身运动。 这也直接喂养了8000亿的那些培训班,养活了千千万万个所谓的职业学习教练。

优质教育资源的圈地运动

不仅如此,随着城市的越来越大,这种焦虑也是越来越深,所谓的优质学习资源,地域化集中和阶层化集中也越来越明显,无论是985还是211,这些名牌大学的学生,越来越多的来自于各个地区的重点中学以及核心城市的核心学校。

也就是说, 要么你住在中心城市的中心社区,要么你所在的阶层拥有搞定这套系统的文化资本,或用于和文化资本交换的权力或者金钱, 否则,考入重点院校鲤鱼跃龙门的难度会越来越大,寒门再难出贵子。

这就导致了 日益暴涨的学区房价格、核心地区孩子竞争的白热化以及边缘地带的资源匮乏, 这些无疑更加助推了家长的焦虑。

以高考为标杆,标准化考试也下沉到中考甚至小升初。这就变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孩子最初处于哪个阶段,最终也在哪个阶段。

所以对大部分的家长来说,既然职业化的竞争在所难免,那就不如早做打算:一开始就把孩子送到最好的小学,甚至最好的幼儿园里去,早早接受训练。所以, 我们看到的现实情况就是,家长的焦虑正在逐年下沉,从高考一直下沉到了幼儿园。

难道欧美国家

就没有阶层固化现象吗?

加拿大经济学家迈尔斯·克拉克提出了一个理论: 在一个国家里,家庭出身对个人收入的影响越大,这个国家的贫富差距就越明显, 也就是说,高度不平等的国家具有较低的代际流动性。社会越不平等,个人的经济地位就越由其父母的地位决定,出身普通的平民想改变自己的命运就越难。这种相关性,被克拉克形象的称之为 “了不起的盖茨比”曲线

在这个图里,一个点越靠右代表这个国家贫富差距越大,越靠上代表这个国家“代际流动性”越差、阶级固化越严重。从这张图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阶级固化确实非常严重,贫富差距也很大。

但是我们同时也看到, 英国、美国这些西方发达国家,阶级固化的现象也很严重,跟中国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

那个写出了著名的《独自打保龄球》的罗伯特帕特南,在那本书问世十五年之后,推出了一本新作—《Our Kids: The American Dream in Crisis》,通过大量的实例、数据和论证,证明了美国教育的阶层固化越来越严重的事实,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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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历低/贫穷的家庭,父母花在孩子教育上的时间和精力,比高学历/富人家庭要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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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阶层,孩子在学校中的考试分数也有明显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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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低收入家庭的孩子,肥胖率也更高。

这种阶层固化的现象,越是高等教育情况越明显。 比如著名的常青藤联盟,因为高昂的大学费用和拼爹的推荐入学制度,已经逐渐变成了社会中上层孩子的俱乐部。这和我们国家的推免制度所造成的现实情况,如出一辙。

如此看来,与经济发展水平相比,美国的阶层固化情况跟中国并无明显差异。那么,为什么美国的家长,没有我们那么焦虑呢?

我想,那是因为, 虽然美国阶层固化、贫富差异的情况很严重,但即便居于社会的底层,依然可以有相对得体的生活保障,依然可以获得有尊严的生活。

而我们中国家长的焦虑,就在于我们生活在一个“赢家通吃”的社会里,赢家通吃意味着要么获得所有要么一无所有, 一个普通人,在这样的社会里想要获得有尊严的生活,需要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

所以我们对成功的定义,变成了可以无止尽的攫取资源,并且奴役别人。 我们对学习的定义, 变成了你死我活的零和竞争,重要的不是学到了什么,而是击败其他人挤占了上升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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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内教育是

普通人能获得的最平等机会?

有人说,对老百姓来说,体制内教育才是唯一的出路。

我恰恰不这么认为,我们应该清楚地看到,在阶层固化日益严重的今天,体制内教育或许才越来越成为上层阶级孩子的俱乐部。无论这一点是否已成为普遍现象,作为家长,不尊重每一个孩子独特的学习习惯和学习风格,认为有一条道路可以适合所有的孩子,以行为模式和选择方式的趋同为手段,在人群中寻找安全感。 把孩子扔进人群中,以统一的标准来考核所有的孩子, 完全不顾在这种体制下,少数孩子的突围是以大多数孩子的一败涂地为代价的。这是不是也是一种不负责任呢?

如果我们看看身边“正在发生着的未来”,就会发现,这个世界对学习成果的评价、对人的评价正在进行着重新的定义,体制内也好体制外也罢,在参差多态的教育形式下, 所有孩子终于有机会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教学方式,而站在相同的起跑线上,学习不再是零和的竞争,而有可能变成彼此协作、共赢。

“全人奖”的得主张轶超老师,多年前在复旦大学的一次演讲上说:“我办久牵就是为了有一天我的孩子站在这里,他能说他的成长没有一丝一毫侵占别的孩子发展的机会。”

有意义的焦虑

指向生命本身

其实焦虑是具有普遍性的,人焦虑的根源是因为我们每个人的人生都是有限的,我们每个人生下来就在走向死亡, 所以从某种角度来说,我们每个人都笼罩在“死亡焦虑”之下。 在有限的人生里,我们希望自己能以被赋予意义的方式过生活,而不是被生活过。

这种焦虑是带有好的一面的,比如,会促使我们更喜欢创造性的工作,而不是重复性的,因为创造性地工作,更容易让我们为自己的生活赋予更高的意义和价值。

但是我们需要警惕的是,我们对孩子的焦虑,有些时候,是将对自己生活的不满意,投射到了孩子身上。 我们认为我们自己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不希望孩子重复自己的生活,把这种对自我生活的否定,以焦虑的方式投射到了孩子身上。

要知道,没有人可以活着离开这个世界。人只有一种责任,那就是成为你自己,而不是成为任何标准要求的产品。 那我们唯一的最终的焦虑是:我们过完了这一生,却活得不像自己。

我愿意重复一下克里斯托弗·莫利曾经说的话: 这个世界上只有一种成功,那就是用你自己的方式,度过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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